布鲁在哪抓(布鲁在哪捕捉)

1942年冬，延安，原本喜庆的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毕业典礼，此时的气氛却有些诡异。

典礼从一开始，门窗就被关得严严实实，寒冬腊月，这样做并不稀奇，但学员们如果察觉到外面布满荷枪实弹的士兵，或许就不这样想了。

诡异的氛围，直到一个独臂的保卫科战士上台为止，这名战士还未说什么，仅是他身后的人一亮相，便让全场的气氛立刻剑拔弩张起来，有些人失态，有些人开始袭击身边的人。

很快，一切骚动被早已埋伏好的士兵平息，这是一次成功的特务指认行动，也是延安最大的一起特务指认行动。

这次行动的主角，便是典礼时上台的独臂战士，卢茂焕。

1909年1月9日，卢茂焕降生在海南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家庭，五六岁时就跟父亲一起出海打鱼，稍微再长大一点，家里便凑钱供他读书。

在家乡双庙小学读书时，他在这里遇见了人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人——海南革命先驱王文明。

他是卢茂焕的小学校长，卢茂焕学业优异，吃苦耐劳，王文明十分欣赏他，送了他许多五四时期有名的杂志期刊，这让他早早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。

小学毕业的卢茂焕，为了缓解家中的经济压力，来到海口琼南兴铁工厂当学徒，在这里，他积极参加工人夜校的学习，慢慢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

17岁时，卢茂焕与王文明重逢，此时的王文明已经担任了中共琼崖特委书记，经他的介绍，卢茂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后经党组织考核，他被推荐担任工人夜校老师，负责书写、刻印和散发革命刊物、传单，白天空闲时还会组织争取工人权益的游行活动。

期间他入过狱，扛过审讯后，卢茂焕没有暴露什么，便被亲戚保释出狱。

1928年11月，海南革命遭受重大打击，卢茂焕失去了与部队的联系，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查，他不得不逃亡海外。

乘坐小渔船在海上漂泊了几天，在卢茂焕快要支持不住的时候，被路过的客船搭救，乘坐着这艘船，卢茂焕成功抵达苏门答腊。

在当地，他找到了开咖啡馆的舅舅，于是他一边在咖啡馆打工，一边学习当地的官方语言英语，还抽空补充文化知识。

期间，在舅舅的支持下，他将小咖啡馆作为联络点，联系上不少流亡海外的革命战友。

1929年，他联系上了马来西亚共产党，重新接受党组织的调任，后来他被调到雅加达任马来西亚总工会的纠察总队队长，负责党内的锄奸、安保工作。

工作需要，他给自己取了个“布鲁”的假名，顶着这个名号，他在总队长的岗位上积累了丰富的与敌特潜伏人员的斗争经验。

1931年，尚属于马来西亚的新加坡发生了叛党投敌事件，警察四处抓捕革命分子，一百多人被抓，新加坡地下组织几乎被连根拔起，卢茂焕临危受命，前往新加坡铲除叛徒。

原计划设置炸弹清除目标人物，却不想炸弹制作失败，爆炸让他损失了整个左掌，人也当场昏厥。

再醒来时，他已经被扣押在医院，一听闻他苏醒，警察立马赶到询问他的身份，有过被抓捕经验的卢茂焕一口咬死自己是被爆炸牵连的无辜群众，警察苦于没有证据，证明他是要被抓捕的对象，加上“布鲁”这个假名天衣无缝，让警察在一拖再拖之后，无奈地把他放了。

但“布鲁”却被马来西亚英国殖民政府打上了“可疑分子”的标签，并于1932年把他遣送出境。

卢茂焕顺势前往香港，与马来西亚共产党打过报告后，时隔4年，他重新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并前往厦门任职，经过中共党组织与马来西亚共产党核实确认，依照着卢茂焕的额履历，组织决定派他去地下斗争最激烈的上海。

卢茂焕在去往上海的路上，上海党组织就遭受了国民党的清洗，整个地下组织与新加坡地区地下组织一样，几乎损失殆尽。

卢茂焕一直以来保持着勤俭的作风，从厦门离开时，将身上所有的钱都留给了厦门党组织。

眼下卢茂焕只剩下两个选择：一是想办法重新联络厦门的党组织，退回厦门；二是留在上海，在上海进行潜伏活动，并重建上海地下党组织。

一般人或许会选择第一条，但当时上海一片混乱，谁也不知道当时的人群中混了多少国民党的特务，这时候贸然联系厦门，很可能连厦门的地下党组织都会暴露，权衡一番，卢茂焕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第二条路。

这是他第四次与党组织失去联络，不能说熟能生巧，但常人或许早已被挫折打趴下，但这在他看来，不过是使他越挫越勇的磨砺，卢茂焕的文化水平不说饱读诗书，但经过多年不间断的补充，他也深刻明白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”的道理。

卢茂焕的左手残废，许多工人的活计他都不能做了，但他并没有自暴自弃，白天装作国民党伤兵蹭吃蹭喝，无人注意时便锻炼残疾的左手，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正常人。

在街头流落的日子虽苦，但成功地遮掩了身份，不久后，党组织慢慢恢复，又联系上他，之后的四年，卢茂焕的履历支撑着他担任了中共江苏省委秘书，在上海继续从事地下革命活动。

1936年下半年，卢茂焕出色的工作成绩获得了中央的认可，被调往西安新华社过渡，在当年的年底，又被调往他心目中的革命圣地——延安。

这一年，东北抗日形势严峻，日寇蠢蠢欲动，多次扬言要侵占中国华北地区，为了培养抗日干部，党中央召集了全国优秀干部汇聚一堂，一起参加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培训，以备随时准备奔赴抗日战场。

卢茂焕就是被召集的对象，漂泊多年的他，本以为此生只会活在血与火的一线对抗，在籍籍无名中了却残生，却不想有机会来到革命圣地延安“朝圣”，还受到了中央的认可。

1937年夏天，卢茂焕以优异的成绩从抗大毕业，按照他的履历，他被留任延安，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履任，先后担任了侦察科长、情报科长、保卫部长。

三个职位三个职责，卢茂焕就任过纠察队队长，这些工作他干起来都得心应手，并未因频繁调动心生不满，再加上他认为三个工作细节处虽有出入，但总体殊途同归，也就乐得在工作中继续为革命事业奉献热血。

殊不知，他的一切表现都被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、副部长李克农看在眼里，屡次调岗只是为了测试他的水平。

显然，测试的结果相当出彩，两位部长也悉心听取了他的意见，将侦查、情报、保卫整合到一起，建立了一个统筹延安安保的部门，并在二人的推荐下，开展了延安保安处第一期侦察情报干部特训班。

卢茂焕的第一堂课十分生动，当时，他从情报中得知中统将派遣一个特务进入边区，公开身份是《中央日报》记者，任务是检查边区各县国民党党支部执行“溶共、防共、限共、反共”方针的情况，为了露一手，第一堂课他决定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。

他首先带人在半路对这个特派员实施了抓捕，审问清楚特务的接头信息后，便让人扒了特务的衣服，装作特务的模样进入边区。

卢茂焕在上海和国民党伤兵混在一起过，知晓国民党干员的做派。

接上头以后，他没有急着询问支部任务情况，而是站在寒风里，话里话外不着痕迹地“敲打”支部的接头人员。

本来三分怀疑的接头人脸色都变了，他没想到这个特派员这么狠，竟然敢敲诈敌后特务的油水，他就不怕这里的人变节吗？

心里这样想归想，接头人嘴上不敢说个不，只能大吐苦水，说：“共产党边区清汤寡水，兄弟们都不容易，希望特派员体谅体谅兄弟几个。”

卢茂焕摆了摆完好的右手，不耐烦地说：“别跟我说这个，把你们书记长找来，要不今天咱就在外面聊聊。”

接头人一听这个，立马松了口气，天塌了大个儿顶着，自己不管那么多。

书记长这边也是刚接到“上峰”的命令，说有人来检查任务情况，听着接头人添油加醋的汇报，书记长不仅有些狐疑，敌后的特派员有这么蠢，上来就敲竹杠？

不论真假，书记长还是决定冒险出去看看，万一是真的，这“钦差大臣”告自己一个失职，往小了说是个失职，往大了想判个叛逃怎么整？自己要是翻脸，也不值当为这点破事放弃大好事业。

书记长紧赶慢赶两步，与卢茂焕见了面。

卢茂焕上下打量了一下，客客气气地和书记长聊起来边区的苦寒，转而不提索贿半字，书记长被卢茂焕绕晕了，只能顺着卢茂焕的话奉承几句。

正说着话，卢茂焕突然搂着书记长凑在他耳朵边说：“不是兄弟心黑，兄弟也是为你着想，家人都在那边吧，兄弟这是给你行个方便，带点东西给他们。”

书记长大骂一声无耻，但说到这份上，他也知道这是给双方一个台阶下，再闹僵了不合适。

卢茂焕这么一打岔，在他们心里树立一个先入为主的贪财形象，接头人与书记长竟一时之间忘了怀疑他的身份，草草对了暗号，就去翻小金库凑个能看的礼，送给了卢茂焕。

谱也摆够了，卢茂焕就装模作样地审查起他的工作，简单听了听，确认没有打入延安内部的接头人后，便拿了礼走了。

不多时，在外面蹲守的学员便冲进来，不仅抓捕了支部所有人，还把书记长的小金库搜走了。

卢茂焕如法炮制，又巡视了延川、清涧等6个县，抓捕了不少潜伏进入边区的特务，收缴一大笔国民党活动资金以及各书记长的“小金库”。

此次收缴的钱，经组织特批一部分上交，一部分可以自留，特训班一下子对卢茂焕心服口服。

1938年时，国民党内部罔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向军统建议对延安方面进行渗透。

时值军统负责人的戴笠对此十分感兴趣，听取了大量延安周边潜伏特务的情报后，决定在陕西汉中建立特务培训班，方便对边区进行大规模渗透。

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天水行营游击干部训练班，因在陕西汉中郊外的十八里铺办班，故简称“汉训班”。

“汉训班”训练时，所有人都不知道相互的名字，训练员会用严苛的训练以及机械的代号摧毁学员的的心理防线，以此达到洗脑反共的目的。

汉训班训练时间以3个月为一期，往往毕业就是一个精通各种暗杀手段的特务，期满后便伪装成进步青年前往延安作长期潜伏。

毕业后他们彼此之间不允许横向联系，无必要时，这些人不会被启用，只被当做闲棋暗子，只能等待有朝一日的突然唤醒。

汉训班的存在，卢茂焕是知道的，他也十分明白汉训班与自己的侦察情报干部特训班仿佛是天敌，终有一日会对上，但苦于汉训班抓的要么是普通老百姓，要么是来延安学习的干部，自己一时间没有办法扩大审查范围，只能死死盯着延安的每一个角落，等待这些人露出马脚。

1942年，这个机会终于到来，保安处在陕北庆阳县抓到一个可疑的人。

通过审讯，他自称陈兴林，家住陕甘宁边区，他承认自己这次从国统区来，是被国民党抓去参与了汉训班。

同时承认，因为在汉训班成绩优异，表现顺从，截止1941的9期汉训班，他都被留任教官，因为胡宗南于今年年底准备进攻延安，他被派遣前往延安，启用所有的闲棋暗子，里应外合，配合大军拿下延安。

卢茂焕虽然听得一身冷汗，但心中不免有些兴奋，等了三年，终于等来一条大鱼！还未等卢茂焕审讯，陈兴林就坦言自己这次是故意露出马脚，就为了提醒共产党这次危机。

虽然三年来陈兴林不断被洗脑，但始终坚信解放了自己家乡的共产党是一心救国为民的，他对卢茂焕说，如果共产党同意自己回老家看望阔别三年的母亲和妻子，他就配合一切共产党的行动，帮助指认从汉训班里走出来，潜伏进延安的所有特务。

陈兴林的话，在保安处内部引起了激烈的讨论。

有的人认为这是一个陷阱，必须让陈兴林先提供一份名单查证后，才能信任他，不过这话很快就被大家否定，万一陈兴林是真的，这下子不就打草惊蛇了。

有的人提议跟陈兴林一起回家，扣押他的家人做人质，这话遭到了更多的反对，共产党不是山野草寇，更不是鱼肉百姓的国民党，这样绑匪的行径不是我党作风。

最后，是卢茂焕提出要跟陈兴林再聊聊。

经过彻夜长谈，卢茂焕取得了双方基本的信任，并拿自己作担保，还给了陈兴林一些边区货币，让他回家看望亲人，这事汇报到了社会部，出于对卢茂焕的信任，社会部批准了他的提议。

陈兴林得到卢茂焕的答复，激动得快要跳起来，对卢茂焕也是感恩戴德，发誓3天内必归。

卢茂焕口中答应，心里却也有一些把握不牢，但多年的经验告诉他，这个人大概率可信。

拿延安的危险做赌注，卢茂焕已经是可以称得上失职，但他坚信只有这样做才能让人归心，真心实意地配合他的工作。

3天后，陈兴林果然回来了，在保安处其他同志确认没有“尾巴”的时候，陈兴林的所有嫌疑都已经洗清了。

保安处为了这次行动，拿出了一个周全的计划。

首先要解决延安内的隐患，经过中央批准，卢茂焕将作为抗大往期优秀学员参与抗大的总结会，在抗大礼堂首先抓捕一些刚刚潜伏起来的特务。

与此同时，保安处将在同一时间抓捕已经在岗的特务，延安警卫部队不但会配合保安处的行动，同时还会对延安戒严，绝不能将汉训班暴露的消息传递出去。

接下来就是为期一个月的边区大检查，陈兴林将作为特派员与保安处一起对边区进行巡检，尽可能扩大战果，即便是敲山震虎，也有肃清边区的汉训班特务。

卢茂焕再三确认，陈兴林只记得学员的面目和代号后，不由感慨一声可惜，只能以发电全党，对抗大毕业人员加强政治审查为计划的收尾。

行动开始，在热烈鼓掌中，卢茂焕登台演讲，不过他带了一个人。

陈兴林一上台，当时就有人认出了这个教官，心理素质差的直接瘫软在地，心理素质好的开始做困兽之斗，有夺门、窗而逃的被守株待兔，有挟持同学的被旁边人当场制服。

礼堂内瓮中捉鳖，礼堂外的行动相对激烈一些，一些自知难逃但身手矫健地与警卫部队动起了枪。

一阵骚乱后，共抓捕特务56人。

这是令党中央毛骨悚然的数字，这还只是延安地区及这一届抗大的潜伏人数，不敢想象，在汉训班成立的三年中，有多少特务从那里出来又进入抗大，再进入整个党组织。

后续从各地反馈的情况来看，由卢茂焕保举的陈兴林投诚一案，牵连甚广，从中央到地方都有特务不同程度的渗透，甚至有位女特务，还成了延安某重要部门负责人的妻子。

此案后，毛主席不禁感慨：“要用卢茂焕这样的同志保卫延安，延安要多几个卢茂焕就好了。”

这句话传开，后来一些知识分子就开始叫他“红色福尔摩斯”，夸赞他抓特务像福尔摩斯抓凶手一样胆大心细，从不失手。

卢茂焕也没有辜负大家对他的称赞，此后的革命岁月中，他恪尽职守，连续破获多起针对党中央的特务大案，忠诚地保卫着党中央的安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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